重慶，一塊英雄輩出的革命熱地，有無數革命傳統的光榮傳承。如何進一步挖掘與發揚光大其十分豐富的紅色資源?本土文藝創作者應該怎樣去擔當這神圣的責任?業已封筆近30年的重慶作家李喬亞，竟然在最近幾年間以迭出的佳作，給出了他自己富有個性特色的答案。

讀完李喬亞這幾年一氣呵成的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最后的58天》《鐵血七曜》和剛出版的《磐石》，對于一些媒體和文藝工作者將其稱為他的“紅色三部曲”，感覺一點不為過。

革命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猶如一道道深刻的年輪，記錄著中華民族從苦難中奮起的歷程。這類作品如何既忠實于歷史真相，又有較強的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即 “叫好又叫座”，這就需要作者既要深入了解革命斗爭歷史和彼時的社會生態，又要有深厚的文學功底和知識積累，同時也需要開闊的政治視野。

李喬亞的“紅色三部曲”，在重慶文藝界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第一：

第一個用長篇小說的形式，截取一個特定的時間段，輔以特定的場景設置，在宏大的背景下，聚焦重慶解放前夕“11·27大屠殺”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并首度以藝術形式對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獄中八條”進行了詮釋和演繹;

第一個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全方位描述下川東地下黨、川東游擊隊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英勇悲壯的革命斗爭，形象生動個性鮮明地藝術性再現了一批為人民解放事業竭盡忠誠的革命先輩的人生歷程;

第一個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有系統地且互為照應地連續推出三部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呈現出個人創作活動的一次“井噴”現象。

要對一部小說給予比較準確的評價，這不僅要從文本自身價值來審視，還要從文本外延來看取，兩者須相互兼顧。

李喬亞的“紅色三部曲”，個人認為已經超出了長篇小說之外認知價值的現實意義，對重慶文學界乃至更大范圍，以及對我們當前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來說，這套書的價值都不應被低估，就如前面說到的 “三個第一”，綜合價值不言而喻。目前，有的單位、部門已經將其納入黨史學習教育的參考資料，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更好地對其推廣，讓更多的人在黨史學習教育中閱讀，多渠道、多題材地了解歷史，勉勵人們繼承革命先烈遺志，奮勇向前。《最后的58天》，運用了黨史研究的新成果，是一部弘揚紅巖精神難得的佳作。而且，在事件描述、細節處理和人物表現上，很貼近歷史真實。

其姐妹篇《鐵血七曜》和《磐石》，對包括重慶在內的許多今人，特別是年輕一代還不知悉或者尚未全面了解的原下川東革命斗爭歷史，進行了深度挖掘與立體呈現，非常難得。

川東武裝斗爭是“三駕馬車”，但以前更多提及的是川東游擊縱隊的一部即奉大巫支隊，而很少涉及巴北支隊和七南支隊這兩支隊伍，特別是縱隊司令員趙唯直接領導的主力巴北支隊，作戰次數最多，犧牲最為慘烈，堅持時間最長，可以說三峽地區這部壯闊的革命斗爭史，有三分之二淡出了后人視線。而李喬亞的這兩部長篇小說很好地還原了這段歷史，以宏大敘事的筆觸，完整地展現了川東游擊隊的整個戰斗歷程。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磐石》以川東游擊縱隊司令員趙唯為系列人物主線，再現了彭詠梧、李汝為、譚右銘等革命者為人民解放事業拋灑熱血，英勇奮斗的壯麗人生，充分展示了共產黨人對革命信念矢志不渝、堅如磐石的崇高情懷，并突出表現了原川東地區武裝斗爭“小隊伍、大格局”的重大歷史意義。

《鐵血七曜》描寫1947至1949年間，川東游擊隊領導人劉孟伉按照上級指示，組織、發動、領導七曜山區苦難鄉民揭竿而起，武裝起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支援解放戰爭主戰場的悲壯歷程;再現了以云陽為中心的川東地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富有全國性戰略意義的英勇斗爭;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聽從黨的召喚，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新中國的誕生，不怕犧牲、英勇奮戰的大無畏精神。

李喬亞的“紅色三部曲”，雖然是以長篇小說的形式，但都是基于歷史真實故事而來，在寫作之前他曾經用大量的時間深入革命老區挖掘真實素材，這是對革命歷史的尊重，小說藝術性的表達，是對歷史的鮮活呈現。真實的歷史重述，這是作為一名現實主義作家的基本素質。也正因為這樣，大家評論這三部小說“很貼近歷史的真實，也很貼近當下的審美觀和主流價值觀”。

看李喬亞的這三部小說，我們不要只注重他對真實歷史人物的藝術再現，還有一個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很美的自然環境和民俗風情的畫卷描繪，藝術感染力很強。如《鐵血七曜》人物生活的地區是少數民族鄉，一些民族歌曲的挖掘和再現，這是對渝東乃至三峽地區的地方文化予以很好的推介。當然，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活躍在文壇的青年作家李喬亞，正是以他富有三峽風情特色的大量中短篇小說贏得了較大影響。

總之，李喬亞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創作，以嚴謹的敘史和靈動的演繹風格，為紅色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打開方式。 

（藍錫麟 口述 張雙山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