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陽網訊 陶訚，原名陶守潛，又名陶季騫、陶季明，黨名陳大德，化名高季明。1904年出生于云陽縣云安鎮。陶訚從小勤學聰穎，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攻讀物理。是年9月18日夜，日本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使陶訚“科學救國”的心愿被嚴酷的現實擊碎。
國難當頭，他的愛國熱情油然而生。他是該校學生運動的積極組織者之一，同成千上萬的同學們一起，抵制日貨，舉行罷課、示威游行，到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示威請愿，抗議國民黨反動派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屈膝妥協和賣國不抵抗政策。他親眼目睹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義的蔣介石，殺氣騰騰地把槍口對準熱情愛國的學生，進行遣散、拘捕和槍殺的情景，激發了他走上追求光明道路的迫切愿望。他向共產黨員楊天豪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后因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未能入愿。
1932年1月28日，上海灘硝煙四起，日本侵略軍把戰火燒到了黃浦江畔，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愛國學生在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國會的發動和組織下，強烈要求蔣介石派兵抗擊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中央大學校園里，陶訚懷著滿腔抗戰熱情，動員組織同學，大力聲援上海愛國同學的正義行動。他帶領同學們刷標語、搞游行、募捐款，支援上海抗戰將士的愛國行動。“一·二八”淞滬學生抗戰運動爆發后，京滬等地的許多學校遲遲不開學。
1932年4月，陶訚從南京踏上回歸故里的旅程。一艘輪船溯江而上，直抵川東門戶萬縣（今萬州區）。陶訚住進了萬縣城南門外的云萬旅館，等候班船返回云陽。在旅館里，他與在上海讀書，也因“一·二八”停課不能上學的同鄉譚林(譚右銘)、鄔丕卿、唐錦賢等不期而遇。他與譚林雖屬初次見面，但彼此志趣相投，交談十分投機。當即，兩人商議利用這次回家鄉的機會，創辦《國難周刊》，對故鄉人民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在萬縣，陶訚同譚林擬定了創辦《國難周刊》的詳細計劃，當即征集了楊廷龍、解華、羅華生、鄔丕卿等3O多人為周刊發起人，還草擬了發刊詞和征稿啟事。又通過多方奔走，解決了《國難周刊》在萬縣日報社的印刷事宜。
之后，陶訚同譚林等回云陽四處聯絡，動員說服了云陽的一些上層人士和工貿商，募捐解決了《國難周刊》的開辦經費。由陶訚出面，在國民黨云陽縣政府作了出版發行登記。接著，陶訚等除聯絡動員周刊發起人和云陽知識青年踴躍向周刊投稿外，還發函到上海，特約共產黨員張述成、龍潛等為周刊撰寫專稿，使周刊在稿源及政治質量上都得到了保證。《國難周刊》從1932年5月創辦，到8月中旬停刊，歷時兩個半月的時間，一共出刊l3期。《國難周刊》的停刊，是由于京滬等地的學校陸續開學，陶訚和譚林都要離開云陽返校，無人接替續辦工作；加之云陽、萬縣的反動當局已放出風聲，說《國難周刊》是共產黨辦的刊物，要嚴禁查封。《國難周刊》盡管為時不長，由于該刊內容新穎、文筆清新、消息振聾發聵，在下川東的云陽產生了很大影響。它不僅對人民進行了抗日救國宣傳，而且對激發知識青年抗日救國熱情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并為日后云陽的革命斗爭奠定了思想基礎。
1933年底，陶訚畢業后，相繼在南京鐘南中學、福建安溪礦務專業學校和廈門中學任教，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后來和共產黨員譚林等受上海中央局的派遣回到云陽。當時，他們的任務是：在下川東長江兩岸地區組織發動群眾，在川軍和民團中廣泛開展兵運和策反工作，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在敵人后方，選定時機，準備武裝起義，為紅四方面軍同紅二軍團在川東會師創造有利條件。
1934年2月底，陶訚接到譚林的聯系信后，星夜從云安趕到云陽縣城與譚林見面。經譚林介紹，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愿望終于實現了。他按照黨的指示，通過云陽上層人士關系，找到了社會職業，先任云陽縣立女子師范教務長，不久擔任了云陽縣教育科長。他以合法身份為掩護，在云陽教育界大力進行革命活動。他經常到城內的東城、西城小學和云女師校，同青年教師在宿舍或操場壩里交談，向他們深刻剖析時局，動員他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去推翻黑暗的統治。不久，陶訚等在女師校、東城和西城小學，先后發展了溫作民(溫凱廷)、許仲德(許光三)、魏佐才等人入黨，并建立了黨的云陽城支部，由譚林任支書，陶訚分管青運和學運工作。
1934年5月初，陶訚與譚林等組織了一個“七九籃球隊”。他們把黨員和積極分子都組織到球隊里來，以練球、賽球為名，經常進行革命活動。同年夏初，陶訚根據黨的指示，深入到城郊廟子溝開展農村社會調查。他走家串戶，訪貧問苦，對農村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進行了具體調查，通過調查得來的具體數據，用以教育廣大的農民，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組織和積蓄了革命力量。
1934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粉碎了劉湘反革命圍剿后，主動向北轉移時，國民黨的反動報刊大肆向群眾進行欺騙宣傳，胡說什么“赤匪潰散”，吹噓什么“剿赤取得重大勝利”，謠言四起，蠱惑人心。為了反擊敵人的欺騙宣傳，陶訚同譚林等進行了認真討論和仔細安排，借用“紅四方面軍政治宣傳大隊”的名義，書寫散發傳單標語和宣傳品，用革命輿論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事先，陶訚同譚林等擬出標語、口號傳單，通過黨員甘子祥在云陽日報社印刷所印制了2千多份；召集城內黨員和赤色群眾開會，分區分段落實了書寫標語和散發宣傳品的任務。
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一場轟轟烈烈的宣傳戰打響了。在云陽縣城東起小河口，西到云中校，南起南門河壩，北至觀音閣的3平方公里土地上，宣傳隊員迅速地將2000多份宣傳品散發到機關、學校、商店、居民住戶。在云陽中學大門口、體育場，特別是在國民黨縣政府門前的墻壁上，用紅土寫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歡迎紅軍解放云陽！”等大幅標語。第二天清晨，群眾便在大街小巷議論：“云陽城已經有了共產黨的政府!”使國民黨地方當局驚恐萬狀。6月24日，國民黨云陽縣政府特務傾巢出動，連日來在大街上到處抓人盤問，煞費苦心地搞了一個多月，對這場宣傳戰，究竟是紅軍干的還是“土共”干的，任何線索、證據都沒有抓住，整日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
l934年8月，中共云陽工作委員會在縣城建立，譚林任書記，趙唯任副書記，陶訚任委員，分管統戰工作。11月，又成立了“云陽縣工農武裝暴動指揮部”，譚林任總指揮，趙唯、陶訚任副總指揮。陶訚同譚林、趙唯等根據形勢的發展，一面派人請示上海中央軍委，一面加緊為進行武裝起義準備。這時，云陽清共委員會的頭頭熊誠中與陶的接觸中，發現陶訚等思想左傾，但又沒有抓住證據，于是他挖空心思，以在陶訚等面前訴苦缺錢花來試探其政治態度。陶訚等對熊的鬼蜮伎倆洞若觀火，為了不驚動他，盡量滿足熊借錢的要求，將熊穩往。另一個情況是，原支持過辦《國難周刊》的、從萬縣來云女師教書的李英才被敵人抓捕。這兩件事引起陶訚等的警惕。陶訚同譚林經過幾次反復研究，認為他們接受上海中央局軍委的指示回到云陽，主要的任務就是發動和組織群眾，舉行武裝起義。如果敵人搶先下手，不但會被動挨打，而且什么事也辦不成了。陶訚同譚林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決定趁偽縣府對云陽高小學生搞觀摩會考和民丁中隊進行檢閱的有利時機，在1935年1月19日午夜l2時舉行武裝起義。由于敵人聞到了地下黨起義的風聲，加強了防備。
1月19日晚9時正，震撼下川東的云陽工農武裝起義的槍聲提前打響了。譚林、陶訚和趙唯指揮起義隊伍數十人兵分兩路，分別出擊敵反共堡壘團委會、督練部(模范中隊)。一路由趙唯、溫作民帶隊，首先攻破了敵反共堡壘團委會，擊斃敵人數人，敵首馬仲云未被擊中越窗而逃。當敵督練部聽到槍聲后，急馳援敵團委會。攻擊敵團委會的起義武裝，由于人員有傷亡和彈藥消耗，已無力單獨攻擊其他目標，故指揮部命令攻擊敵團委會的隊伍立即撤回北門校場壩。正在這時，敵馳援部隊趕到，沿西門城墻向北門包圍過來，企圖截斷起義隊伍的后路。指揮部當即指揮隊伍控制制高點，經過激戰，打退了敵人的反撲。這時，蔡明典率領7名起義戰士，東下新城門，往小河口方向突圍，吸引了敵人的增援火力。指揮部立馬帶領其余起義戰士，向城北五峰山梁前進。在棲霞宮，縣工委決定：一是進攻暫停，起義人員隱蔽待命；二是工委成員譚林、陶訚、趙唯及溫作民，準備去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起義情況，請示今后工作；三是譚端生回云陽南岸隱蔽；四是撤退到棲霞宮的起義戰士，視各自情況安排轉移隱蔽。
起義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著云陽。敵人大肆通緝、追捕陶訚和譚林等領導人，屠殺了參加起義的9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陶訚、譚林、趙唯等去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了起義情況。6月，軍委組織陶訚等起義領導人在上海英租界學習，總結經驗教訓。之后，譚林、趙唯等到回到云陽繼續堅持斗爭，陶訚被任命為川東黨組織的聯絡員并留在上海軍委特科系統內從事秘密工作。年底，陶訚與嚴希純同時被捕，他們沉著機智，經黨組織營救，于1936年初出獄。陶訚仍留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陶訚在秘密工作中做出過特殊貢獻，曾得到周恩來同志的高度評價。
1937年初，陶訚根據黨組織指示轉移到四川成都，以協進中學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陶訚轉移成都后，國民黨特務對他嚴密監視，并多次放出協進中學要查封、陶訚已被暗殺的消息，不久，協進中學果然被當局查封。1939年8月，陶訚正準備轉移，恰逢其妻臨產住院，生下女嬰陶亢，陶訚陪侍妻子無法離開。30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陶訚突然上吐下瀉陷入昏迷狀態，晚10時送進一家醫院后，陶訚一度醒來，他囑咐家人，千萬不能住這家醫院，但未說明原因。因陶訚一直從事特科系統的工作，家人也不能多問。此時已深夜，醫生保證陶訚不會有生命危險，家人準備第二天將他轉院。但第二天早上家人去醫院時，醫院說陶訚已于昨晚死亡。經過驗尸發現陶訚的胸腹有紫青色，顯系非病死亡，但當時無法查究原因。
解放后，陶訚的戰友嚴希純、張述成、丁華等同志，多次托人調查陶訚的死因，但因年久，醫院早已被解散，無法查清，陶訚之死一直是個疑案。陶訚學有專長，且精通數國語言，并有從事對敵斗爭的豐富經驗，他的去世對革命是一大損失。
陶訚逝世后歸葬于云陽縣云安鎮湯溪河西岸白水村3組金瓜山。1997年，云陽縣一·一九高級職業中學（為紀念云陽“一·一九”工農武裝起義興建）為其重新修墓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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