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紅

面對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明確要求繼續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工作。貫徹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必須結合重慶實際，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在充分評估我市經濟潛在風險的基礎上，厘清“穩”的主要著力點，統籌實施三大政策，扎實做好“六穩”工作，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科學分析重慶“六穩”面臨的形勢

總的來看，2018年全市經濟穩中向好，穩的格局在鞏固，轉的勢能在積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目前我市經濟仍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六穩”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外貿出口存在變數。新形勢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勢力抬頭，打破了全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平衡格局，加上全球增長預期下調，金融存在超預期收緊可能，我國外需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結合重慶實際看，2018年重慶出口增長超預期，前11個月出口增速比全國高12.7個百分點。但不排除前期因“搶單出口”形成透支性增長的可能。加上我市開放型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外貿出口產品主要集中于機電產品，2018年1-11月，全市機電產品出口2715億元，占同期外貿出口總額的比例超過80%。這種單一的出口經濟，更易受國際經貿規則變動沖擊。如2018年4季度，我市工業出口訂單指數較上年同期下降4.2個百分點，工業出口初現下滑苗頭，外貿增長不確定性較大。

投資支撐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從重慶來看，2018年1-11月，重慶市制造業投資增速為5.1%，較上年同期下滑4.1個百分點，較全國平均水平低4.4個百分點；基建投資增速雖繼續保持兩位數以上，但較上年同期水平大幅下滑6.4個百分點。此外，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同比下滑2.0%，且持續5個月負增長。民間投資受經濟疲軟、企業盈利能力下滑、資金回籠難等多因素影響，企業投資擴產意愿不高，民間投資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1.7個百分點。投資支撐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將加大經濟下滑風險。

實體企業成本和資金壓力依然較大。從重慶來看，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成本上升壓力。當前原材料、用工、物流運輸成本仍在上漲，盡管增幅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受市場需求、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企業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單位產品成本上升，成本壓力加大。此外社保新規全面實施，考慮到未來足額繳納社保，企業用工成本進一步上行。二是資金壓力。2018年下半年，人民銀行出臺“幾家抬”“三支箭”政策組合，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也通過支持擴大信貸投放、疏通政策傳導“梗阻”等措施，我市小微和民營企業融資情況有所改善。但如何為實體企業減負，改善經營環境，增強企業自身“造血”能力，面臨多方考驗。

著力破解重慶“六穩”中的主要矛盾

在工作實踐中，我們應把落實中央“六穩”要求與重慶實際相結合，找準著力點，抓住重慶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的關系，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落實“六穩”要求，當前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核心在于保增長。工業是重慶立市之本，近10年來的工業對全市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在60%以上，因此，穩增長核心在于穩工業，“工業穩則經濟穩，工業強則經濟強”。但2018年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全市工業面臨有所未有的壓力，迫切需要通過擴內需、穩外需，支持全市“6+1”支柱產業發展，尤其是加大對汽車制造業和電子制造業的投資力度，促進民營小微企業發展，激發市場活力，保持經濟增長穩定在合理水平上，進而帶動就業穩定。

關鍵在于穩金融。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一方面，金融供給要與實體經濟轉型相適應。要更加注重結構性金融供給，加大對經濟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及時向市場補充流動性，為經濟平穩運行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另一方面，要堅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在清理地方隱性債務和房地產調控過程中，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既要滿足政府平臺和房企合理融資需求，又要避免平臺債務風險和高杠桿房企信用違約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避免引發處置風險的風險。

根本在于促改革。我國現階段正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要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就必須長期堅持改革不動搖，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破除制約我市現代產業體系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加快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建設現代化區域經濟體系。

統籌用好三大政策，促進重慶經濟高質量發展

落實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當前重慶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除了外部因素需要國家從宏觀層面來協調解決外，地方需要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傳導鏈條短、見效快、力度強的特點，著重從以下兩方面發力：一是聚焦基礎設施補短板，合理規劃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優先支持在建項目和重點項目建設，集中財力辦大事，發揮對社會投資示范帶動效應；同時減少可市場化的基建項目支出，擴大教育、醫療、環保、扶貧等公共領域的支出，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二是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增強社會發展信心，刺激生產和消費。同時，逐步推動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減少稅制中存在的扭曲效應，使增值稅成為真正對企業“中性”的稅收。

落實好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首要的是發揮好總量調控功能，注重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并著重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優先支持全市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同時做好科技、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和關鍵領域的金融服務。二是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精準施策，繼續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支持，增強民營、小微企業財務可持續性，幫助其盡快恢復“造血”功能。三是把握資管新規政策執行力度和節奏，有序化解影子銀行風險。同時，在壓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方面，不搞“一刀切”，支持地方政府平臺合理融資需求，避免發生處置風險的風險。

落實好功能性產業政策。積極配套功能性產業政策，建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機制，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營造公平有序的自由競爭秩序，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一是完善市場規則，通過健全市場準入、行業監管相關制度，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營商環境，調動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二是鼓勵創新，引導企業推進科技、管理、市場、商業模式創新；構建開放、協同、高效的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形成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三是加快國資國企改革，盡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增強國企活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黨委委員、副主任）